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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一点儿讲，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是一本政治哲学著作，这本书的主要见解是：西方国家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了“历史的终结”以及与此相关的“最后之人”。这本书基本不涉及心理学层面的微观问题，但恰恰是这本著作，曾经非常有益地启发了我对于人类行为动机的理解，并且及时地作用了我对长篇小说《危险的移动》中的人物心理特征的理解和把握，使我在创作完成这本书时获得了一个很好的视角。我在《危险的移动》扉页引用英国政治哲学家霍布斯的话（“获得认可的欲望不是人类自由的起点，而是一切不幸的根源。”），就出自《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之人》。正因为这样一些原因，对于福山，我始终怀有一种深深的个人情感，觉得这个人在二零零三年那个燠热的夏季，在我为《危险的移动》最后定稿的时候为我提供了决定性的帮助。直到目前，福山的著作仍旧是我床头必备的书籍之一，福山仍旧直接而广泛地影响着我对于一些问题的见解。
“尊严的力量”这个话题，也是从福山那里来的。
这是一个心理学话题，我应当从对弗洛伊德、马斯洛开始进行考察，然后形成自己的观点，我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反而要专门说到福山呢？这是因为：福山作为一个当代政治哲学家，对于历史和哲学的阐述，有比弗洛伊德或者马斯洛更为开阔的视野，他把人置放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之中，概括出了历史发展在心理学层面的内在动力问题。因此，心理学问题在他那里上升成为了历史问题和哲学问题。此种情形，既可以理解为所有的哲学、历史学都必然包含人的问题，也可以理解为真正的心理学应当维系在哲学和历史的脉系之上，从而获得更为宽广的视野。福山把这个问题解决得很好，我甚至觉得可以用上“恰如其分”这个词汇。
所以，我今天在这里虽然谈论的是人的尊严的问题，但是，它应当有比心理学更为宽广深厚的内容。换一句话说，这里谈论的不仅仅是作为个体的人的心理学问题，更重要的是人在社会中的处境和尊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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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动物一样，对食物、饮料、住所以及为了生命延续所必需但自己没有的东西具有一种自然的需要和欲望。但是，人类跟动物又有很大的不同，人同时还具有获得他人认可的欲望——这句话的意思是，人经常在渴望他人把他看成是一个具有人的价值和尊严的人。人类学家对原始人类之间发生的冲突进行考察时发现，这些导致种群和个体生死的剧烈冲突，很大程度上不是由于原始人类的生物性需要，它的内在动力在于精神渴求，即获得对方认可的精神渴求，犹如英雄史诗中的“为荣誉而战”。黑格尔认为，正是这种东西，驱动了整个人类的历史。这里所说的“驱动了整个人类的历史”，我理解，应当说是促进了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奴隶和奴隶主的关系，就是在社会文明的发展演进中，在不被认可的人的顽强抗争中得到改变，从而引导人类从野蛮蒙昧走向文明进步的。
一切社会的基本矛盾（阶级矛盾，种族矛盾，国家矛盾等等）实际上都来源于一部分人对于另一部分人的价值和尊严的蔑视。个人处境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表现为生物学意义上的问题，而是精神意义上的问题。
如果我们把身边的人和事看一下，就会惊讶地发现，几乎所有人际关系中的龃龉和争斗，都来源于人类的精神需要——争权者对权力的需要，学者名人对于荣誉地位的需要，普通人对被人认为是一个有价值和尊严的人的需要，等等。这些需要都可以简化地称之为“获得认可”的需要。
正因为这样，福山才像黑格尔那样认为人的“获得认可的欲望是历史的发动机”。
我认为他们的话很有道理。
问题是：谁来保证我们的价值和尊严被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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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人的尊严和价值是被国家赋予个体权利的形式确认下来的，它导致这样一种结果：每一个公民都在法律和制度保护下得到他人对于自己的尊严和价值的认可，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和发展自己的基本人格。
据此，我们当然可以冠冕堂皇地说，是国家的法律制度，是我们每一个人国家主人的光荣身份，是本应当属于我们的公民权益，是“温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是各级亲爱的党组织……保证了我们的人格尊严得到公正评价和认可。
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
让我们来看一看现实。
我记得十几年以前曾经流传这样一幅对联：“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或许因为有了比这个更精彩的对联，最近很少有人再提到它了，但是，这幅对联所概括的现实图景，我认为仍旧是典型的，或者换一句话说，我们的人生处境，从绝对意义上来说，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仍旧处在被人“说”行或者不行的状态之中。
那么，究竟是谁在说？
谁竟然能够超乎“国家的法律制度”，超乎“一个人的国家主人身份”，超乎“本应当属于所有人的公民权益”，超乎“温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超乎“各级亲爱的党组织”……把他的对象置放在“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的可怕处境之中？？？
依照本人愚鲁的智力，只能推断为：是那些掌握权力的人。
“掌握权力的人”是什么人呢？既可能是官僚，也可能是黑帮老大，更有可能是欺行霸市的混混儿，是浪迹街头的泼皮牛二……因为所有这些人在本质上都具有相通的特征，即：他们基本上不被正义力量制约，不受法律道德规范。
一个社会和谐还是不和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此类人物的多寡，人类文明演进所孜孜以求的其实很简单，就是要减少此类人物，要限制此类人物的权力。你只要对世界史稍有涉猎，对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霍布斯、洛克等人的著作稍有了解，就会知道人类在这个问题上做了多么坚苦卓绝的努力。正是因为这样的努力，人类才终于第一次收获到“民主”和“自由”的果实，才在对政府权力和个人权力进行严格限制当中，达成一种妥协，获得一种宽容，在相互认可和尊重当中，建设起和谐的生活。
一个健康的社会应当具有如下特征：当你感觉被轻视了的时候，当你的尊严被伤害了的时候，社会会为你预留宣泄和抗争的通道，你可以为你的尊严而战，社会不会因此惩罚你，相反，所有正义力量都将站在你一边，鼓励你得到本应当属于你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权力（顺便说一句，在所有的政治哲学家那里，权力的本质都是野蛮的）只能顺从于人类良知的束缚与规范，只能在被限制当中做人们要求它做的事情。倘若权力突然想当一当官僚了，突然想成为黑帮老大了，突然想做几天欺行霸市的混混儿了，突然浪迹街头去当泼皮牛二了，对不起，赋予权力生命的那种力量（公民）就会惩罚它，剥夺它……社会正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得到实现的。
这样说来，不是挺好么？怎么就还有“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的人呢？
这就要说到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深厚的政治传统、历史传统和文化传统了。
简单说来，就是在我们的传统中，权力从来都是民众的牧人，民众不过是任由牧人驱使的畜生。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知之”（孔子），所谓“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常使民无知无欲”，以达到“圣人之治”（老子），强调的无非是皇权的绝对性。在人类思想史上，很少能够看到如中国学者这样大规模鼓噪皇权，忠心耿耿向统治者谄媚献策的思想家。
所谓传统，不是与我们的生活隔绝的文字游戏，它实实在在地构成了我们的每一天，每一个小时，每一分钟。你可能完全没有听说过孔子、韩非子、董仲舒，但是这些先人为这个社会所做的制度性思想规范却作用着你所有的生活细节，决定着你今天以至于以后很久远很久远的生存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孔圣人虽然在“五四运动”中遭受了一些冲击，但是，他老人家仍旧未死，仍旧精神矍铄地在我们广袤的大地上徜徉，跟随其后的，就是那些“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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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活着还是死去”与“杀还是不杀”》一文中讲述了蒋爱珍杀人案件。其实，这个案件在众多此类案件中说不上是最典型的，我还听说过比蒋爱珍杀人更令人发指的案件，大都是“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的权力者把人逼上绝路，最后那个完全“不行”了的人铤而走险，以死抗争，给事情一个了结。
这就是尊严的力量——如果权力者肆无忌惮地践踏人的尊严，人所进行的反抗的力度，会让所有自恃强者的权力者胆战心惊。被“逼上梁山”的一百零八条好汉，有几个真正为生计所迫呢？都是为了逃避官府的欺压迫害，为了维护住自己做人的尊严与价值，才落草为寇的。因此，把尊严的力量比喻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并不是什么过分的事情，我们的历史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
我们还要继续这样走下去吗？
我们究竟还要走多久？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那些“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的人知道不知道？
也许他们知道。
